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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基层社会治理铲除电信网络诈骗土壤

发布时间:2021-02-03 09:40:02


近年来,利用通信工具、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持续高发,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扰乱无线电通信管理秩序,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等上下游关联犯罪不断蔓延。此类犯罪严重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其他合法权益,严重干扰电信网络秩序,严重破坏社会诚信,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和社会和谐稳定,社会危害性大,人民群众反应强烈。

    为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2016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顺应人民群众的普遍期待,坚持全链条全方位打击,坚持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坚持最大力度最大限度追赃挽损,坚决有效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努力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

    据统计,2019年,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0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6.3万人,同比分别上升52.7%、123.3%。这说明,铲除电信网络诈骗这一毒瘤,单靠政法机关依法打击是不行的,最根本的是要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以基层社会治理模式铲除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土壤,斩草除根。

    一、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关键在基层社会治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2019年10月31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指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一)基层是我国社会治理的基础和重心。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是人民群众生活休憩的家园,是党执政的最基层细胞,也是社会治理最基础的单元和最深厚的支撑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实践充分证明,基层治理的有效性,事关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也事关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和党执政的稳定性。基层的管理和服务能力越强,社会治理的基础就越牢、越坚实;反之,就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二)基层是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在人”。真正重视基层,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就应该把资源、管理、服务放到基层。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就要把更多社会资源、管理权限和民生服务下放到基层,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地投放到基层,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协调和解决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为基层百姓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

   (三)基层是民情民意的“晴雨表”。群众是基层社会治理最鲜活的主体。基层的治理状况、治理能力也随时随地受到群众最直观的检验。因此,要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就是健全以群众自治组织为主体、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新型社区治理体系,拓宽群众参加社会治理的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让群众能够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就是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其中自治是社会基层运行的基本方式和依托,必须完善城乡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增强社会活力;法治是社会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和主要标志,必须全面加强社会法治建设,强化法治保障;德治是社会现代化的灵魂和根基,必须加强社会道德建设,弘扬社会正气。

二、电信网络诈骗是毒    信息时代,我们在享受到互联网带来的快捷、便利和实惠的同时,个人信息暴露在网络中,为电信网络诈骗窃取用户信息开启了便利大门。数据显示,受春节假期前后与疫情影响,大众日常使用网络时长增加,无形中提高了遭受网络不法信息侵害的概率。不法分子利用这一敏感时间段,通过花样翻新,试图绕开目前的防火墙和网络监控体系,大肆传播恶意程序,实现不良获利。电信网络诈骗危害性呈现六大特征:

    一是群众的钱瞬间被诈骗走。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网络化”,不像传统的骗财那样直观,防不胜防,群众毫无心理准备,基本上是恍恍惚惚地把钱“送”给了骗子。同时,受骗群众当时还发现不了,过后才知道。因此,受骗群众把上当受骗当成“占了便宜”,往往还是“倾财尽出”,常常“血本无归”“倾家荡产”。

    二是引发次生危害后果的情形日渐突出。有的群众被骗走“养老钱”“救命钱”,导致生活陷入困境,有的导致自杀或猝死。如被告人陈文辉等诈骗案和被告人陈明慧等诈骗案,造成被害人徐玉玉、蔡淑妍死亡的严重后果,可见电信网络诈骗“不仅谋财,而且害命”。最高法院对两案的主犯陈文辉、陈明慧均依法顶格判处无期徒刑,充分体现了依法严惩的精神。

    三是组织化、“产业化”色彩浓厚。绝大部分电信网络诈骗都是团伙作案,近年来打掉的几十人、上百人团伙屡有出现。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化运作的方式更加明显,各环节分工明确,流程化完成诈骗行为,使得各类诈骗迷惑性更强。如被告人陈杰等诈骗案,该团伙成立合法公司,在公司名义掩护下组织上百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假扮“名医”诱骗广大中老年人购买不具有药品疗效的保健品或食品。团伙内实行层级管理,甚至还有详细的业绩考核制度。

    四是催生大量黑灰色产业链。由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工的精细化,催生了大量为不法分子实施诈骗提供帮助和支持,并从中获利的黑灰色产业链。这些黑灰色产业链加速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蔓延,成为此类犯罪居高不下的成因之一。司法大数据反映,19.16%的网络诈骗案件具有精准诈骗的特征,即不法分子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后有针对性地实施诈骗。如被告人杜天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该案是被告人陈文辉等诈骗案的上游关联案件。正是由于杜天禹非法入侵山东省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信息平台网站,非法获取当年考生个人信息,其中就包含被害人徐玉玉申请贫困生助学金的情况。这些个人信息向陈文辉出售后,陈文辉冒充财政局工作人员以发放助学金为名拨打电话,才导致徐玉玉接到诈骗电话后深信不疑,酿成悲剧。

    五是犯罪手段演变快,骗术更具迷惑性。据公安部门统计,各种诈骗类型大概可分为48类共计300余种。而且不法分子的诈骗手段花样翻新快,新手法层出不穷,且更加隐蔽、更具有迷惑性。如被告人黄国良等诈骗案和被告人童敬侠等诈骗案,就是当前比较突出的“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案件。此类诈骗犯罪由来已久,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发案率已经逐渐下降。但当前又借助互联网手段,依附社会热点卷土重来。诈骗分子利用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制作虚假证件大肆实施诈骗,甚至煽动群众以领取分红为由进京非法聚集,严重损害群众利益,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六是利用微信、QQ等即时聊天工具实施的诈骗越来越多。司法大数据反映出利用微信实施诈骗的案件在全部网络诈骗案件中的占比逐年快速提高,微信、QQ等即时聊天工具已成为不法分子使用较为频繁的工具。如被告人杨学巍诈骗案,多发生于深夜的酒店、宾馆,不法分子伪装成女性暗示可进行性交易等“特殊服务”,再以收取嫖资、开房费、租车费等为由实施诈骗。此类案件虽涉案金额不大,但由此催生了一系列灰色产业,比如与微信相关的,但微信本身不具备甚至明确禁止的功能软件的开发,而这些功能大都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

三、铲除电信网络诈骗土壤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手段不断翻新,危害日益突出,进行严厉打击要紧紧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以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实现“标本兼治,重在治本”。

    一是完善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委领导体制。要充分发挥党统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作用,把党的领导贯彻到社会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的全过程,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真正把党的理论优势、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强大效能。

    二是推动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积极探索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组织引领、机制引领的途径和载体,紧紧围绕基层党组织构建公共服务圈、群众自治圈、社会共治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科学地认识时代、认识世界、认识中国,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坚持立破并举,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

    三是建立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公众参与体制。电信网络诈骗的受害者是基层群众,而进行社会治理的主体也是基层群众,基层群众最有发言权。要着力构建基层群众参与的平台和载体,拓宽群众参与渠道,完善基层群众参与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基层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建立健全权利与义务统一、风险与责任关联、激励与惩戒并重的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

    四是互联网服务提供者要加固安全防护屏障。发挥科技支撑作用,互联网服务者及管理部门要不断加大安全建设投入、完善技术策略的力度,有效阻断电信网络诈骗的链路。要善于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起来,通过现代科技推进社会沟通、改进管理服务,打造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化治理新模式。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管理部门组织专业化的高科技攻坚,开发并使用有效技术将电信网络诈骗信息拦截下来,还电信网络蓝天净土。

    五是严惩电信网络诈骗的各种犯罪行为。发挥法治保障作用,善于用法治思维推进电信网络诈骗基层社会治理,用法治方式破解电信网络诈骗基层社会治理难题。政法机关坚持“一盘棋”思想,统一执法理念,稳、准、狠地惩治犯罪。坚持“斩草除根”,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注重摧毁其经济基础,让他们彻底丧失再次犯此类罪的机会,杜绝“死灰复燃”。

    六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立足“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精髓,对电信网络诈骗坚持关口前移、源头预防,把着眼点放在前置防线、前瞻治理、前端控制、前期处置上。建立网格化普法宣传、问题应对模式,探索创造更多依靠基层、发动群众、就地化解的途径和方法,使每位群众自觉远离电信网络诈骗,坚决抵制电信网络诈骗。同时,要完善工作体系、工作网络,根据不同人群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加强帮扶求助、心理疏导、法律援助,最大限度地挽回群众所受损失和避免更多群众受骗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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