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对各种“开不出罚单”的法条进行重新评估，属于执法不严的，要追究执法者的责任；属于法规本身种种问题的，要及时调整和修订。

    今年10月1日起，《广州市公园条例》正式实施，明确规定公园歌舞噪音超过限值，将会面临最高1000元的处罚。然而，条例实施半个月以来，广场大妈歌照唱、舞照跳，公园内噪音超标的情况仍然存在，而全市公园未开出过一张罚单。

    开不出罚单的真正原因，不是“大妈不好惹”，而是条例虽然赋予了公园管理方的执法主体职能，且规定要在公园内限噪治噪并制定了明确的罚则，但究竟音量高到多少才算是噪音需受到限制，该条例并没有说明，这让各公园无所适从，只能以劝导了事。

    回顾过往消息，不难发现多年开不出一张罚单的地方立法并不在少数。譬如，某地控烟14年无一张罚单；某地泉池禁游泳，9年未开出一张罚单……

    在法治社会中，法条“睡觉”显然是不正常的。梳理起来，除了执法不严的因素之外，立法层面本身存在三类问题：一者，法规文本或者相关配套不完善。《广州市公园条例》被架空，归根结底是没有明确公园的环境噪声限值和解决执法权归属问题。

    二者，法规所赋权的执法主体缺乏正当性。譬如，此前各地出台的公共场所禁烟规定，多是卫生部门委托城管部门行政执法，但城管部门却没有相应的处罚权，所以无从进行处罚。有的地方将城市泉池禁止游泳的执法权赋予园林部门，而园林部门没有执法权，由此不免罚则落空。事实上，《广州市公园条例》将环境噪音的处罚权赋予公园管理方，亦存在某种悖论，公园管理者如何行使环境执法权？

    三者，立法不管执法难。此前《深圳市公共厕所管理办法》规定便器外便溺将处以100元罚款，就属一例。

    “开不出罚单”的法条，相当于法规在“沉睡”，不只让法律资源闲置，更会导致社会行为破坏和冲击法规之后受不到相应处罚，以致反向培育了无视法律或者模糊法律界限的气氛，无益于法治精神的养成和生长。因此，需要对各种“开不出罚单”的法条进行重新评估，属于执法不严的，要追究执法者的责任；属于法规本身种种问题的，要及时调整和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