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风暴》，英文名为“The lives of others”，即《别人的生活》，讲述的是东德一名秘密警察威斯勒上尉，受命24小时监听剧作家德雷曼及其演员女友克里斯塔的故事。在监听的过程中，威斯勒从一个冷酷无情的狩猎者，转变为一个饱含人性的守护者。他伪造监听记录，藏匿证据，使当局寻找剧作家污点的计划落空；并因监听不力，被降职到斯塔西的地下室做拆信员。柏林墙推倒后，他成了免费广告的投递员。

    故事的时间设定在1984年，这让我们自然联想到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小说《1984》。因此，影片潜在的意图自然包含对过去专制极权的控诉，但如果串联起多数故事情节，我们就会认为这是一个关于选择与转变的故事。

    先从威斯勒说起，作为一个极权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的他忠心不二。影片伊始，威斯勒上尉在波茨坦艾伊歇史塔西大学讲授审讯技巧。授课的场景穿插了之前审讯时的情景。当有学生质疑让被审讯人这么久得不到休息太没有人性之时，他默不作声地在该学生名字下打了个叉。这些无非都是要凸显作为集权体制下的“盾和剑”，威斯勒是那么的冷血和专业。

    一开始威斯勒主动请缨，要求监视剧作家。文化部长汉姆部芬也指示格鲁俾茨中校监视剧作家。只是前者是出于职业嗅觉，后者是觊觎剧作家女友的姿色。

    威斯勒带人潜入剧作家家中安装窃听设备。当剧作家的邻居目睹了威斯勒偷进剧作家的家里时，威斯勒威胁说，如果她对别人提起这事，她的女儿明天就将从医学院打包回家，邻居答应保密。这种赤裸裸的威胁，展示了极权体制下的日常生活。剧作家生日当天，为了向女友证明自己会打领带，剧作家偷偷地让邻居帮忙打领带时，邻居显得犹疑和魂不守舍。剧作家说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你会保守秘密的吧？邻居答曰会。邻居在影片中一共出现过两次，都充当了见证者和保密人的角色。只是，不管保密还是泄密，都造成她道德选择的困难。这再次说明极权体制下，好人难做。

    威斯勒在餐厅与老同学格鲁俾茨的对话，使他对自己的信仰及所作所为产生了质疑。因为在格鲁俾茨眼中，原本为国家利益进行的监视行为沦落为谋私的手段，监视的正当性遭遇危机。这导致的后果就是，威斯勒刻意使剧作家识破女友与文化部长的约会。

    剧作家德雷曼，“骄横但根正苗红”（格鲁俾茨评价）。他从不发表不良言论，就算在西德的报刊上也没发表过。对他来说东德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而且有权力很大的朋友（文化部长评价）。可以说，他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

    在生日晚会上，剧作家直言导演阿尔伯·杰斯卡和现实脱节了。此前阿尔伯特曾感慨：“一个导演不能拍戏还能干什么呢？好像电影放映员没有电影，磨坊主没有面粉，什么也做不了。”阿尔伯特对权力的抗争，与剧作家以臣服换取生存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难怪好友保尔讥讽剧作家是个可怜的理想主义者，快跟权贵没什么两样了，并气愤地告诫他：“你总得有道底线，否则你称不上是人”。

    在得知阿尔伯特自杀的消息后，剧作家悲痛地弹奏《献给好人的奏鸣曲》——阿尔伯特送给他的生日礼物，而另一面的威斯勒潸然泪下。剧作家感慨道：“我不得不想到，列宁对贝多芬《热情奏鸣曲》的评价：我不能听这首曲子，否则我无法将革命进行到底。听了这段音乐的人，我指的是真的听得进去的人，还会是坏人吗？”（另一头的威斯勒是否被这句话所震撼？）

    剧作家对克里斯塔说：“以前我只害怕两件事，孤单和写不出东西。阿尔伯特一死，我写不写都无所谓了，其他人也都无所谓了，现在我只怕失去你。我知道你要去哪儿，我求你别去，你不需要他。我也知道你在吃药。你再不信自己的艺术造诣，也至少要相信我。你是个伟大的艺术家。我知道，你的观众也知道。你不需要他，留下来，别去见他。”克里斯塔无奈地嘲讽道：“我不需要他吗？我不需要这一整套体制吗？你不需要吗？你也不需要了，或者的确不需要。不过你也一样坐享其成。你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就算你从不怀疑自己是天才，他们也一样会毁灭你。因为他们决定演什么戏，谁来演，谁来导。你不想落得像杰斯卡那样的下场，我也不想这样。所以我现在要走了。”

    剧作家的真情告白并未挽留住克里斯塔，是威斯勒成功说服她离开文化部长，重新回到剧作家的身边。在小酒吧，克里斯塔问威斯勒，“你觉得，克里斯塔会去伤害一个爱她多过一切的人吗？她会为了艺术出卖自己吗？”威斯勒的回答坚定有力，“为了艺术而出卖吗？她已经很有艺术造诣了。这可不会是什么好交易。你是个伟大的艺术家。”

    克里斯塔的回归，使剧作家重新燃起希望和斗志，他在朋友的帮助下，在这个布满监控，却又最安全的家中，写出了“东德自杀人数调查报告”，向世界宣告了另一种声音的存在。而与此同时，威斯勒则编写出一部庆祝建国四十周年的舞台剧。两个人，一个是监视者，一个是被监视者，却共享了一个身份——书写者。只是我们不知道是剧作家的作品更有意义还是威斯勒的作品更有价值。在书写的开始，威斯勒原本打算向格鲁俾茨报告，但在听了格鲁俾茨关于如何改造艺术家，使大多数在被释放以后，写不出也画不出任何东西，根本没法进行艺术创作之类的长篇大论后，却放弃了这一打算。格鲁俾茨的得意让他意识到在这个荒谬的时代，没有人是安全的。因为法治的缺位，使得权力成为人生存的砝码，以理服人的文明社会，贬格为以力压人的野蛮丛林。从此以后，威斯勒便从一个冷酷的狩猎者，转身为一个多情的守护者。

    “东德自杀人数调查报告”在西德发表使高层震怒，要求彻查作者。克里斯塔因买禁药被抓，她以为国安局服务来换取演戏的自由，就像曾经以委身于文化部长来获取演戏的自由一样。这说明自由是多么的重要。格鲁俾茨给威斯勒最后一次机会，让他来审讯克里斯塔。在威斯勒的审问下，克里斯塔很快就供出打印机的藏匿处。当藏匿打印机的地板即将被打开时，克里斯塔碰触到剧作家失望的眼神，而后飞奔下楼。但地板下面什么也没有。女友被奔驰的汽车撞飞，临死前悔称自己太软弱，永远无法弥补自己的过错。克里斯塔对自己以及对剧作家的出卖，使她难以再承受生命之重，死亡，成了必然的离别。这也是一种选择，从苟活到死亡，表达了女友对荒谬时代的无声控诉。

    威斯勒因没有顺利完成任务，被降职到地窖拆信。4年零7个月后，柏林墙倒了。两年后，剧作家的旧作再次上演。在剧院，他好奇地询问文化部长，为什么自己从没被监听。文化部长告诉他，你一直被我们全面监视。我们知道你的一切。到处都装着全套监听设备。当剧作家面对家中满布的监听设备时，眼神中充满了恐惧与绝望。

    通过查阅史塔西档案，剧作家知晓了事情真相。两年后，书店橱窗上挂着剧作家的新书海报《献给好人的奏鸣曲》。威斯勒打开书，扉页上写着“谨献给HGW XX/7 并致以最深的感谢”。当店员问是否需要包起来时，威斯勒说不，这是给我自己的。威斯勒翻看《献给好人的奏鸣曲》时宁静的笑容，与听到《好人奏鸣曲》时的几行清泪，成为对“做个好人”的最好注脚。

    影片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选择与转变的故事，选择包含在转变之中。威斯勒从监听者（狩猎者）转变为守护者，剧作家从体制内驯顺的软弱者到为权利而斗争的勇士，克里斯塔从为了艺术苟活到选择死亡。

    文化部长曾对剧作家说，“不管你写多少这样的故事，人是不会改变的”。但有人（如剧作家、威斯勒等）却依然在荒谬的时代，播撒人性的种子，攒存希望的信念。就像布莱希特诗中所白描的世界：

    那是蓝色九月的一天，

    我在一株李树的细长阴影下

    静静搂着她，我的情人是这样

    苍白和沉默，仿佛一个不逝的梦。

    在我们头上，在夏天明亮的空中，

    有一朵云，我的双眼久久凝望它，

    它很白，很高，离我们很远，

    然后我抬起头，发现它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