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成绩优秀的高三学生，因贫穷偷走同学4500元，检察机关表示如果考不上重点本科就起诉他，后该生以超过重点线30多分的成绩考上名牌大学，而被检察院免于起诉。（《重庆晚报》12月25日）

    站在检察机关的角度，相信每个善良的人都会作出同样的选择。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给予犯错者改过自新的机会，不仅是酌定不起诉中教育、感化、挽救原则的基本体现，更是司法机关及全社会对失足少年的宽容和关怀。只要能痛改前非，我们又何必以“法律无情”的公平铁律，去给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设置最严酷的人生障碍呢？

    检察院之所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表面看是因为偷窃的学生考取了名牌大学，而本质原因是相信他能改过自新，不再对社会造成危害。不过两者之间能不能划等号，还是一个疑问。考取重点大学只能证明该生智商高、学习勤奋，然而智商高、学习勤奋的大前提，和家庭贫困、年龄尚小的小前提下，我们无法推导出高材生就能在道德上更为自律、绝不触犯法律的结论。如果硬要将学习成绩好和没有社会危害性等同起来，马加爵、付成励就是最好的反例。

    偷窃不起诉可能带来两种结果，一种是被免于起诉的学生，以勤奋学习和踏实做人，来回馈社会对自己的宽容，努力用自身价值造福民众，这是人们都希望看到的。另一种可能与不起诉的初衷适得其反，认为学习成绩掌握着法律追诉的生杀大权，重点大学都能成为偷窃的“免诉牌”，更高的荣誉、学历是不是能带来更多法外开恩呢？这无形中降低了孩子对法律的敬畏感，也使整个社会对豁免条件的认识，发生了严重的价值扭曲。

    教育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的缘由在于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个体之间有所差别。检察院不起诉偷窃学生也只能作为个例，因为孩子的思想状况、悔改程度不尽相同，考取重点大学的学生是不是都能被原谅和宽恕，这是一个问题。重庆检察机关可以在个案中，把上重点大学作为免诉的充分条件，但不应该把考高分就能免诉制度化、程序化，作为权衡一切案件舍弃诉权的标准。否则，重点大学就真的成了一面“金牌”，让拥有它的人自持可以免死，从而不那么把规范一切人行为标准的法律当回事儿了。

来源： 中国法院网